忠 孝 谭 邦 村

吴荣康

一、 谭邦名溯

谭邦， 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

谭邦城， 遗存于江西南康的一座明代村城。中国以姓为名的村落并不鲜见， 李家庄， 张家村这样的称谓甚多， 《水浒传》 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叫 “三打祝家庄”， 南康本地也有大名鼎鼎的历史古村卢屋村， 这些村落均是以大族群居而定其名。 而谭邦作为一个谭氏聚居的村落， 不叫谭屋村， 或者谭屋， 却带着一个 “邦” 字，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研究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的汉字里， 邦， 多指古代封国或者贵族领地， 是相对较大的一个区域， 起码也得州府或县域之大。 而谭邦至今常住人口也不过数百， 纵然加上春节回家省亲祭祖的谭氏族人， 也不过千余人。 从村庄规模上看， 谭邦的耕地与山林面积， 也不过是本地一个中等的村落而已， 如何能称得上 “小邦寡民” 的 “邦” 呢， 这就是要从谭邦的建村、 建城的历史源头中寻找答案了。

据当地谭氏族谱记载， 谭邦村起源于一桩军功： 明朝谭氏族人谭乔彻因协助官军剿平当地寇贼， 在南赣巡抚王阳明的举荐下， 为皇帝召见并许以功名。 但谭乔彻了却君王事， 深藏功与名， 未留朝做官， 而是捧着皇帝御笔“威武克振” 赐匾， 回到故乡山野， 并被皇帝特许， 按明代赣州城的形制， 将自家村庄改建成谭邦城， 这就是民间代代相传的村城来历。 从文字上来看，谭邦城这个 “邦” 字， 一是为 “封” 意， 《说文解字》 说， 邦， 国也。 后人注解： “邦之言封也。 古邦封通用。” 意思为封赦、 封赏， 就是封建时代皇帝赐给臣下的恩典。 谭邦村经过皇帝的特许， 因军功封赐建城， 带入姓氏为城名， 名曰谭邦。 其二， “邦” 从中国古文字而言， 从邑， 从丰， “丰” 意为“春季三月， 庄稼遍地， 蓬勃生长”。 “丰” 与 “邑” 联合起来表示 “靠种植庄稼自给自足的城邑”。 谭邦以石为城， 自成系统， 里头有井， 有菜园， 有义仓， 有村学， 有祠堂， 有土地庙， 过去还有集市， 油槽酒肆， 肉坊货铺， 牛羊满栏， 鸡鸭成群， 巷陌纵横， 样样均全， 故民间流传， “谭邦村， 关门吃三年”。 加之田园在城周， 是 “自给自足的城邑”， 故也是名符其实的 “邦”。

二、 古村传说

翻看了嘉靖 34 年、 乾隆 18 年等版本的 《南康县志》， 均未见载坪市谭乔彻受封建城之事。 对王阳明南赣剿匪之事， 乾隆 18 年 《南康县志·武事志》 是这样记载的： “明正德十二年， ……左佥都御史王守仁 （即王阳明）亲率兵千馀， 自南康进剿横水、 桶冈洞寇谢志珊等， 先是分遣都指挥许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 （赣州） 知府邢珣， 指挥郏文， （南康） 知县王天与、 张戢， 县丞舒富 【注 1】， 各率兵分道并进。 出师凡两月， 平贼， 剿八十四处。”

这里讲的横水是指当今崇义县政府所在地横水镇， 当时属于上犹县治。 正是因为此次平匪后， 王阳明上奏朝廷同意， 将南康、 大庾和上犹三县的一部分乡、 村划出， 另置为崇义县， 希望通过崇尚大义， 教化名众， 以期永宁。然而县志未明载， 不见得就没有发生谭乔彻建立军功之事。据现在谭氏族人在祠堂里张贴的 《谭邦古城》 介绍， 谭乔彻身材魁梧，武艺高强， 原在军中服役。 王阳明在平定漳州詹师富、 横水谢志珊等匪患之后， 遭遇了南赣最顽固的桶冈蓝天凤山寨军。 桶冈桶冈， 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 地形似桶的山冈， 这样的地形往往易守难攻。 面对地形陡峭险峻的桶冈与善于山战的山寨军， 王阳明带领的官军无计可施。 此时， 英雄的谭乔彻出现了， 他熟悉本地地形， 又懂得兵法， 就毛遂自荐， 为王阳明献上了打入敌内、 里应外合、 智取桶冈的巧计。 精明强悍、 有勇有谋的谭乔彻， 还主动担任了这枚制敌要害的尖刀。 他乔装打扮， 以杂货郎的身份， 深入敌内， 游走在桶冈山寨附近的崇山峻岭之中， 并搭建了一个杂货铺， 寻机施计。 一日，蓝天凤巡山至杂货铺前， 看到谭乔彻一脸老实巴交的忠厚相， 一口纯正地道的乡音嗓， 一身招数不凡的护身艺， 就极力邀他入伙， 谭乔彻自然允应。 蓝天凤不仅把谭乔彻带到了山寨， 还收他为义子， 视若心腹。 而谭乔彻以此身份为掩护， 结交群雄， 广纳部属， 形成自己的势力。 在次年大年三十晚上，与王阳明官军里应外合， 一举攻破山寨， 活捉蓝天凤， 上演了明代版的 “智取威虎山”。 至此， 王阳明将 “南赣数十年桀骜难攻之贼， 扫荡无遗。” 桶冈之战后， 王阳明屯兵茶寮隘口， 设立茶寮隘所， 并在此勒刻纪功碑一方， 这就是赣南地区著名的 《平茶寮碑》 【注 2】。 此役中， 谭乔彻的传奇作用， 成就了王阳明的军功， 所以在向朝廷呈奏的捷报中， 他高度地赞誉和举荐谭乔彻。 然而， 面对即将到来的封赏， 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谭乔彻却不愿为官。

据民间传闻， 他写了一首诗呈给王阳明， 以辞厚封， 诗曰：

位卑未敢忘忧国， 寸功安得受恩荣？
汗马驰驱草民责， 属下本职一老农。

王阳明深为感动， 也回了一诗：

百战南赣旌旗红， 冲锋陷阵不世功。
厚禄高官身不居， 虎帐长忆老英雄。

诗之真假不论， 但从两诗对应来看， 谭乔彻以诗明志， 淡泊功名的心态跃然纸上； 王阳明以诗述史， 慷慨寄情， 对谭乔彻的居功不傲、 激流勇退之德给予高度评价。

传说皇帝在得知谭乔彻不愿为官、 放弃厚禄， 一心要解甲归田的情况下，御笔亲书 “威武克振” 赐之， 并赐建城堡一座， 义仓一个。

正德十三年 （公元 1518 年） 谭乔彻此举， 让我想到了 430 多年后解甲归田不要荣誉的开国少将甘祖昌。

甘祖昌是江西省莲花县人， 1928 年参加红军， 分别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立下赫赫战功， 解放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 甘祖昌头部三次负重伤， 重伤的后遗症使他难以坚持领导工作， 领导和同志们都建议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 但甘祖昌坚决要求回到家乡务农。 多次请求多次未准，1957年， 甘祖昌抓住机会， 当面向来新疆检查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提出申请， 终于获得这位上将老乡支持， 他回到了莲花县。 回乡后， 甘祖昌当上了一个朴实的农民， 积极参与农业生产， 领着乡亲们修水库， 建电站， 架桥梁， 改造红壤田。 他还多次辞掉了上级帮助和照顾， 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1986 年3月，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还交待家人 “领了工资， 先交党费， 留下生活费， 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
伟大的人格面前， 常有相同的选择； 浓烈的家国情怀面前， 认同往往高度一致。 谭乔彻甘祖昌两人， 一个是封建社会的草根农民， 一个是新中国的开国少将， 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 他们自视为战士、 为国民， 或孤胆深入，或带兵血战， 均是赴汤蹈火， 慨然前行。 而一旦胜利降临， 大剧落幕， 他们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 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 他们在进和退的选择之间，在特殊的待遇和淳朴的平民生活之间， 选择何其相似， 距离如此相近， 体现出了自己的人格追求与价值评判， 更展示出自己对脚下这块土地的真挚情感与炽热爱恋。

【注 1】 南康县丞舒富， 在他领兵协同剿匪后， 受命督工营造崇义县城，并出任崇义首任县令。

【注 2】 《平茶寮碑》 位于崇义县思顺乡西山界村桶冈小组， 镌刻在一块独立的岩石上， 虽经历史岁月的风蚀雨淋， 笔画稍有洇漫， 但整体清楚，字体宛然。 1997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三、 筑城卫邦

我们到谭邦村探寻时， 莲花山下， “碗” 形盆地， 良田缓丘， 河溪潺潺，村舍人家， 阡陌交通。 这些田园牧歌式的农村， 为何要建立一座偌大的坚固堡垒来拱卫呢？ 未解之谜的还需要在久远的历史中继续追寻。

谭乔彻衣锦返乡， 虽未封妻荫子， 但得到了很大的恩赐， 就是允许他修筑城堡， 这是光宗耀祖的直接体现。 在古代礼制盛行的封建社会， 要修筑多大的门楼， 住多大的房子， 甚至穿什么配饰的衣服， 得有相应的功名才能依礼行事， 没有功名再有钱也不行， 否则就是僭越、 悖逆， 罪小下狱， 罪大族诛。 谭邦城能被允许修成一个形制与规模都达到一定程度的城堡， 没有官方的认可支持， 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军功是最好的理由与依据。

建城堡是皇帝特赦的， 这是朝廷的恩典， 是真正的恩典， 这也与当时南赣地区复杂的形势相关的。 当时的南赣地区， 虽然延及几十年的匪乱已平，但仍不是很开明教化之地。 客家人与瑶畲杂居山野， 民风彪悍， 民情族情非常复杂， 所以一旦有事， 山寇巨贼占据洞巢， 寇民相混， 极易导致 “数十年桀骜难攻” 的无政府主义局面。 王阳明虽然平定了叛乱， 但认识到对缴械乱众的教化是漫长的， 他说 “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 【注】， 就是此理。桶冈之战结束后， 官军自然不能长驻崇义， 部分被击溃的流寇到处流窜， 上山落草了几十年的 “好汉” 们习惯大口喝酒吃肉、 大秤分金的日子被打破，怎能不怀恨在心， 找到冤家对头来报仇？ 崇义桶冈与南康坪市的谭邦村相隔并不太远， 这些 “好汉” 们心狠手辣， 报起仇来绝不会比座山雕、 马大棒子们手软， 你破了我的山寨， 我就要诛尽你的族人。 所以， 建一座城堡， 就是给予一个防御， 一个生命的防御。 有了这座附近十里八寨未有过、 甚至堪与县城媲美的坚固城堡， 如小股流寇发动偷袭， 谭氏族人就马上关上城门， 调遣村丁守城， 一般量级的冲锋还是挡得住的， 为派出人员到赣州或者南康告急救援争取时间。 所以赐予谭乔彻以一座城堡的修筑权， 远远比赐予他高官厚禄更贴近需要， 更富有人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修筑一个城堡还可能有更深的一层含义， 就是对赣南重重大山的猖獗匪患进行防范与威慑。

明代地方的军事制度， 采取的是卫所制度。 所谓卫所制度， 指的是军人的军籍是世袭的， 卫所军士皆有定籍， 驻守地方， 兵农合一， 屯戍兼备。《明史》 曰： 天下既定， 度要害地， 系一郡者设所， 连郡者设卫。 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 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 百又十二人为百户所。 谭邦村作一个百户所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制度有一些优点， 即是军队人数确定， 如不是遭逢极大的乱事或外敌入侵， 兵源没有问题。 再加上采取兵农合一制， 军人屯戍兼具， 政府无须花用太多的军费， 在养兵上就比较轻松。 王阳明在南赣巡抚平匪之后， 施行了一个著名的乡村治法， 叫 “十家牌法”， 这个制度对于后世影响极大， 一直影响到了民国时期赣南地区的治理。 它是起于宋朝带有军事性质的户籍管理制度， 到了明代， 王阳明把它改造成乡间管理方法。 它规定每十家为一牌， 牌上注明各家的丁口、 籍贯、 职业， 由各家轮流巡查。 一家隐匿盗贼， 其余九家连坐。 如有人口变动， 需向官府申报， 不然被认定为“黑户” 而可能被捕捉。 直至民国时期， 蒋介石出于 “围剿” 红军的需要， 从王阳明治理南赣得到启发， 在赣南地区还曾大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

明朝廷同意谭乔彻修筑谭邦城， 利用 “退伍军人” 带头推行 “十家牌法”， 推动保甲制中的团练作用， 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按照 “十家牌法” 规定： 从保甲中 “拣选民兵”， “将所属各县捕快， 通行拣选， 委官统领操练”，就是说， 让谭乔彻作为一个有过作战经验、 武艺高强又有军功在身的人作为民间保甲首领， 在谭邦村或者附近村寨中挑选村丁作民兵， 闲时操练， 战时上阵， 这是保乡安民的最合适人选。 谭邦城作为一个功能突出的军事据点，具备了防御的各项功能， 自然是百户所指挥点的不二选择。 另外从地理上看，南康县呈狭长地带， 县城远在南部， 北部最远处的隆木乡离南康县城还有 50多公里， 谭邦城作为一个半军事设施的存在， 以及以谭氏族丁为主的团练保丁的存在， 对维护南康北部山区诸乡村的安全稳定， 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所以谭邦城的修筑， 不简单是回报军功的设施， 还有更多维稳与军事威慑的考量。 可以这样说， 是英雄造就了谭邦城， 也是社会稳定需要谭邦城。

【注】 王阳明针对南赣民众教化不够、 与山匪土寇关系互通的实际， 除《十家牌法》 外， 还推行了两个治法， 即举乡约， 办社学。 举乡约就是颁布《南赣乡约》， 以乡规族法民约来实现乡村治理， 内容包括道德上的彰善表扬和制度上的惩恶刑罚。 办社学就是在各县大办学校， 让百姓读书明理， 接受文化教育。

四、 营造之道

穷山僻壤， 平地惊雷， 数百名工匠， 开山劈石， 垒墙建城， 历时三年，一座气势壮观的石头城诞生了！ 谭邦城的介绍词描写得非常形象。传说王阳明接到朝廷同意建造谭邦城的敕令之后， 亲自为谭乔彻设计城堡。
作为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 文学家和军事家， 王阳明对建筑风水与堪與文化有着极深的造诣。 他仔细勘察了谭邦村地形后， 认为此地是一个 “碗形” 风水格局， 必须配以丰沛的水系来布局营造城堡村落， 才能运山成形， 藏风聚气。 他借鉴了宋城赣州的营造法式， 依山就势， 引水造水，把城堡建成一个巨大的龟形村落， 龟首傲视地势平坦、 位置稍低的坪市墟，龟尾连接城后屏风状 “网形山”。 视谭邦河像一根玉带， 围着城堡弧形流过，形成 “腰带水” 或 “金腰带” 风水格局。 又围绕城堡开挖 365 个池塘， 使之像明珠一样串在城之四周， 使龟形有水， 成就千年之龟。 我们知道， 在村落营建中， 池塘是个好东西， 天旱时灌田， 天涝时蓄水， 又可养鱼养鸭， 浣衣洗物， 一旦有战事发生， 又可以作为地形障碍， 迟滞敌人的集团式进攻。 后来， 这些池塘在谭氏族人眼中果然成了宝， 在族规中规定， 后代子孙只能修补与掘建新塘， 不可以随便毁塘填塘， 还规定每年只准捕捞一个池塘的鱼。这些规定， 使大量的古池塘得于保存， 与古城邦相映交辉， 不断滋润着龟形的石头城， 极大地增添了谭邦古城的灵气与古韵。

城外有池塘， 一进城门还是池塘。 祠堂和义仓前面有两口大池塘。 城内为什么还开掘池塘呢， 看了谭邦的地形就明了了。 谭邦城呈现南低北高形态，各式房子依地形而建， 鳞次栉比。 南方雨水很多， 一旦下雨， 雨水或入檐沟，或入天井， 顺势从沟涵中流出， 直入池塘。 蓄水之后， 又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是如发生火灾， 倾村而动， 直接从池塘取火灭火， 或是外敌入侵， 欲用火攻的话， 也可直接取水御敌； 二是村边是墙， 村内祠堂， 从风水角度而言，祠堂前面要明堂广大， 才能视野开阔， 气韵流动。 若只留置空地， 则易为族人建房占用， 并易发生争执， 而挖池塘的话， 蓄水养气， 留置明堂， 一举多得。 其实这种祠堂前面挖置池塘的布局， 在赣南客家建筑中最是寻常不过的了， 很多的祠堂前都引有活水， 没有活水就挖置池塘以营造活水。

说起池塘与祠堂之间的泄水暗沟， 也多是赣南民居的一个谜。 在赣南民居中， 大厅堂一般都有一个的天井， 有采光与迅速排水的作用， 也有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 天井的排水管涵一般都非常隐蔽， 排水窗一般都是石刻的，装于天井壁中。 神奇的是， 这种幽深弯曲的小阴沟在屋宅建好之后， 就再也不用疏通 （也无法疏通）， 从来不会堵塞， 降雨再大也排得掉。 于是就派生了诸多的传说， 有的说阴沟砌成之时， 里头放置了两只幼小乌龟， 因为两头安装有水窗， 它们只能终年在沟内爬行生活， 反复搅动淤泥， 雨水一冲， 淤泥就冲走了， 这就是天然环保卫士。 而谭邦村大祠堂下的阴沟更是神奇， 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对我说， 在他们少年时， 夏夜可常常见到有竹篙粗的两条白蛇， 从阴沟中钻到池塘边来戏水乘凉， 不过几十年过去了， 现在再也未见过了， 不知在不在了。 言语之后， 怅怅地望着青绿色的池塘， 久久不曾吭声。

谭邦城称其为城，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城墙与城门。

谭邦四周曾经城墙连绵， 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雄视四面的逶迤大山， 麻条石粗砺厚重， 棱角坚硬， 城楼高耸崎纵， 墙上箭垛射孔布置精当， 瞭望火力配备合理， 是带有明式特点、 讲究质朴实用的军事要堡。 从现存的南城口看，门洞稍小但深， 不是大型车仗能进入的。 原城门不见踪影， 但城门横档窍穴幽深， 极利于防御。 谭邦长住的人口不多， 从城内两口井的出水量来看， 要供千余人口饮用是足够的， 所以城门大小也是合适的。

在客家民居中， 最重要的建筑就是祠堂， 祠堂是一个宗族的心灵皈依处、族事议集处， 族人的婚丧嫁娶、 生老病死往往与祠堂有重要关系， 所以一个村落最好的地域也就是风水最佳的地段往往用来建造祠堂。 只有祠堂位置确定了， 其他的建筑就以此为中心， 逐次展开。

谭邦村的建筑格局也不外如此。 它最古老的祠堂是一座在半山腰的平常客家土房子， 门楣上题写 “谭氏宗祠”， 据说是谭氏的开基祖厅。 从南康地名志上得知， 谭氏祖谭彦祥是从湖南茶陵县迁至此， 已历 30 余代。 在祖厅边上， 有一个叫 “彦祥厅” 的青砖建筑， 应该是在建造谭邦城之前就有的建筑，并不奢华， 但是墙体斑驳， 很有历史感。

谭邦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后来修造的上祠堂、 下祠堂， 也就是叫孔发堂和中和堂的数幢建筑。 祠堂门口的石狮子很有特点， 可能考虑到小孩害怕，所以不是以张牙舞爪威猛气势取胜， 而是轻灵瘦长神态亲和见长， 显示出家庙狮子的人性亲情。 可能是用麻条石镌刻， 刀法体现不出细腻， 在几百年的抚摸下， 线条已近洇灭， 但更见可掬憨态， 包浆丰富。 祠堂外墙， 从麻条石屋基直到顶檐， 一水儿的硕大硬实青砖， 粗大的原木房梁。 砌砖工艺勾缝严谨， 砖青浆白， 棱角分明， 虽历数风雨摧袭， 依然古色斑斓。 厅堂内， 空间深阔， 廊柱重重； 檐下彩绘， 人物故事， 花鸟鱼虫， 虽几经破坏， 仍可看出昔日神韵。 这些厅堂， 风格上是南赣地区的典型代表， 适度装饰但不奢华，简洁但不简陋。 遥想当年， 威武克振的谭乔彻将军解甲归田后， 定是常在村中召集族人议事， 三通鼓毕， 在祠堂一坐， 面对村中诸老和各房族人， 广议团练、 祭祀、 婚嫁、 修谱、 稼穑诸事， 很有中军帐调度兵将、 安排攻防的帐前运筹帷幄之气势。

五、 耕读为本

家有家法， 族有族规， 中国素有皇权不下乡村的政治习惯， 乡绅治村传统经历千年， 其实是符合中国传统政治道统与文化信仰的。 在封建社会， 乡绅主要由科举得中而未入仕或者未考中的士子、 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在家乡养病的中小官吏、 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 像谭乔彻有军功又不外出当官的 “退伍军人” 就正属此列。

乡绅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 等同于民又在民之上， 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主要维系力量。 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熏陶， 知书达礼， 又支持举办乡学、兴办善堂、 主持和决断族事家事， 并热心于捐资济贫、 修路修桥， 凭着身份地位、 文化财力， 故能得到乡亲们的尊重与拥护。 费孝通先生说拥有权力和财富、 植根于土地的乡绅阶层， 连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与国家， 同时充当了乡村的治理者， 这就是乡绅的作用。 曾有人评说， 如果说贵族文化是英国文化可以骄傲的地方， 那么， 乡绅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可以骄傲的地方。现实中， 当一个法治力不是很强势、 又缺少传统文化维系的社会， 在当前乡镇村管理架构下， 乡绅式管理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可惜的是， 存在于中国社会千年的乡绅以及乡绅文化， 被历史车轮辗出了中国广大乡村， 其功过是非得失成败， 自当留于后人评说。

正是有着一个稳定而延续的乡绅阶层作底蕴， 谭邦村虽因军功兴村， 但还是坚守着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文化价值， 使儒学传统根基深扎， 尚武风气得于弘扬。 谭氏族人作为客家人， 崇文重教的风俗更不会改变。 在谭邦城内，分别设有讲学厅、 大书房， 宽敞的讲学厅， 足够容纳谭氏子孙的学而优则仕的梦想， 满是青苔的阔大厅堂， 时至今日， 仿佛依然回荡着朗朗书声。

谭氏族人对读书的追求， 还可以通过一个保留了几百年的小屋舍来体现。

在下祠堂中和堂旁边， 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叫做课罚室的斗室， 名字取得特别雅， 叫做 “延贤书屋”。 既然是课罚室， 不管名字如何雅， 肯定不会是享受的地方： 小屋依靠厅堂而建， 醒目地直立在村道旁边， 瓦面是单向一倒水；一扇西向半开的窄门， 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老锁， 门楣上砌着 “延贤书屋”四个砖雕字； 屋内阔仅斗方， 一张床都放不下， 只摆放了一张小桌和两把椅子； 窗子自然是没有的， 在墙上掏几个小洞， 权作取光并通风之用。 可以想象， 昔日里， 有不听先生教诲的顽童， 或每每在课间打闹不堪， 或前仰后哈瞌睡难醒， 或口诘语嗷背书不出， 或冥思苦想写文离题， 在戒尺与呵责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 长胡子先生便在众童的睽睽瞩目下， 将其提留出来， 锁到延贤书屋或面壁思过、 或背书、 或写字。 门一锁， 在闷热潮湿的炎夏， 或者四周漏风的寒冬， 眼里再也没有了桃红柳绿、 蝶鸟虫蚁， 少年骚动的心就会暂时的静下来， 在慢慢收起泪水后， 大声诵读起 “铁如意， 指挥倜傥， 一座皆惊呢～～;金叵罗， 颠倒淋漓噫， 千杯未醉嗬～～无端长啸， 刘元海同此丰神；未敢明言， 周文王已先位置……”。 随着脆脆的童音在悠悠的巷子里传出， 耕作归来的叔伯， 池塘浣衣的婶娘， 楼上绣花的姐姑， 凝目聆听一会后， 微微一笑， 然后重忙手中的活计， 继续融入谭邦村的鸡犬牛羊、 渔樵耕读大合奏中去了。

正是谭邦村保持对读书育人和传统文化的尊崇， 所以延贤书屋几百年来直立该处， 没有拆除他用， 也没有被改作猪圈牛栏， 因为它就是一个用来劝诫子弟的建筑戒尺。 不认真读书， 就要关进延贤书屋， 这也许是谭邦村人用于警告子孙的常用语。 不知道当时谭邦村的女孩会不会进学堂， 有没有读过《弟子规》 《孝女经》， “二十四孝” 的故事有没有在谭邦的女性中流传， 反正村里出了个著名的孝女， 又是节妇， 她就是谭邦惟一一座牌坊的纪念者、后人传说不尽的谭开姑。

六 孝贞之坊

在早年间， 一进入谭邦城南门， 就可以看到一个精致的牌坊。 说它精致，却只能从现存残留的碑刻和老人的口头描述中来想象了， 因为这个牌坊毁于上世纪的破 “四旧” 运动。 尽管如此， 数段一鳞半爪的残碑， 和故老相传的掌故里， 也让传说近两百年的谭开姑， 鲜活地闪现在今人的脑海中。

谭开姑感动族人、 让族人为之竖牌坊， 在于她的贞孝高洁。

传说她是谭乔彻的嫡传后裔， 生于康熙年间， “德言容功” 均好， 性情贤淑温婉。 及笄之时， 父母为其择定邻村钟姓子弟， 可惜天妒良缘好事难圆，未婚夫竟然在婚嫁之前一病不起。 而谭开姑从此 “屏膏沐卸铅华淡素自若”，不愿再嫁， 一心一意侍奉双亲， 直到母亲八十多岁去世， 她于次年 “沐浴整衣端坐而逝”， 时年五十二岁。 族人感于谭开姑的贞节贤孝， 遂为之竖立牌坊以纪念。
为守节的女子立牌坊， 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 特别是安徽皖南各村落尤为出名， 像进入张艺谋电影视野的棠樾牌坊群， 就有多座贞女节妇牌坊， 所以有一座谭开姑贞孝牌坊并不稀罕， 但整个赣南地区， 留存的牌坊还是很少的。 这并不是赣南不讲节孝忠义， 不重视道德标杆， 究其原因有多方面。最关键的我觉得有二， 一是跟客家重实用轻礼教的风俗有关， 比如始于宋代的最大陋习———女子缠足， 祸害了中国女子近千年， 但在客家人中， 就不兴缠足， 而是推崇 “天足健妇”。 客家人从中原南迁过来， 多生活在山区， 子孙满堂、 后裔兴盛是先辈的愿望， 人丁增长才是宗族发展的硬道理。 皖南徽州重视经商， 民间说法是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 往外一丢”， 当地的男丁长年奔波在外， 四处经商发财， 妻妾在家独守， 需要牌坊倡道， 需要牌坊看家。 客家男子则是多在家耕读， 所以对 “妇人之节” 的理解与宣扬之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对寡妇再嫁、 多育子孙并不排斥， 实用追求决定民风走向， 竖立牌坊的积极性自然就不会那么高。 第二个原因应该跟经济实力有关。 一个精致牌坊的建造， 在农耕时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活， 需要高超的工匠和厚重的条石， 这都是耗费银两、 大费时日的大事。 昔日徽州府牌坊林立，主要原因是徽商发达， 财源滚滚。 在全国各地行走的徽商们挣得了许多白花花的银子， 奔波几十年回乡后， 看到在家尽孝教子的女人们劳作之累， 静守之苦， 心意之诚， 有的甚至为了自家男人一个虚幻的发财之梦， 献出了青春甚至生命。 被徽州女人感动了的男人， 把满腔的愧歉与感激之情， 化作了一座座重金修建的精致牌坊， 镌刻成一个个具象化的家族传说， 直至今日， 在和暖的阳光下， 一座牌坊记录一个女人的一生， 一座牌坊传颂着一个后人感慨的故事， 也上升为一句句宗族姓氏的道德条文， 照耀着后世族人继续循走着传统道德之路。

曾经有许多国人对牌坊抱着偏见甚或抵触心理， 轻易简单地评判为封建社会的遗毒， 口诛笔伐， 推碑砸坊。 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道德传统中， 我们历代先人们特别注重建立和维护民族信仰和道德标杆， 反映到理论高度， 就是我们一直批判的 “礼教”。 其实 “礼” 就是国家、 社会和家庭秩序， 是法律与道德的秩序， 没有了这种秩序， 就是礼崩乐坏， 可能天下会乱， 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必须遵守的规则。 纵然到今天， 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之“礼”， 也一直没有停止树 “牌坊”， 只不过这个 “牌坊” 是多方面， 有形的或是无形的， 现实的或是虚拟的， 比如有形的纪念馆、 纪念碑、 先进典型雕像，无形的全媒体好人事迹宣传， 感动中国人物评选， 还有四处可见的横幅标语，都是道德教化的手段， 其社会功能类似于牌坊。 所不同的只是我们推出的先进典型太多了， 又宣传得太完美和高大上了， 加之手段又不如牌坊这样艺术化和民族化， 所以效果还不如牌坊好， 自然多数典型很容易就进入了滚滚的历史烟尘当中了。

现在社会中，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 有的人缺少了基本的信仰和道德认知，缺乏道德与行为的底线， 缺乏廉耻之感， 丧失感恩之情， 没有敬畏之心， 什么事都敢干， 什么话都敢说， 什么 “角” 都去演， 使我们的传统道德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礼崩乐坏” 离我们并不遥远。 近年来， 很多人也意识到了这个关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 纷纷从世界现代文明、 民族传统文化、 时代发展潮流等角度寻找挽救之策， 重建之方。 其实不管怎么找， 维系中华文化与道德的 “礼” 不能破， 民族信仰的牌坊不能推倒， 民众道德的牌坊不能摧毁， 是非荣辱的界限不能混淆， 纵至信息社会的今天， 人们更需要民族文化的真正回归， 更需要心灵皈依的精神家园， 更需要有衡量信仰、 明辨是非、指引方向的民族牌坊。

话题回到谭开姑牌坊来。 也许于谭开姑而言， 守节不仅仅是为老母尽孝心， 陪母亲一起慢慢变老， 更多的是她对未婚夫的忠诚。 因为在赣南乡间，客家女子不会像大户小姐一样， 大门不出， 二门不越， 而是自小就需要跟着父母在田间劳作， 莳田割禾， 耕地放牛， 上山砍柴， 样样都来， 所以对于邻村的 “那个他”， 也许曾听说过， 也许也曾路遇过， 也许本来在内心就很钟情， 所以他走了， 心也就被他带走了， 年少青春的快乐也散了， 心如止水，难起涟漪。 守住内心的那份追念与回忆， 或许比换嫁新人来得更安详宁静与丰盈满足， 这也许就是谭开姑的真实内心。 从今天来看， 坚持内心的价值取向， 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执念， 信守于自己的人生承诺， 这也许是谭开姑牌坊的最大文化与社会价值。

七、 忠孝谭邦

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中， 家国情怀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情怀。 出于《礼记》 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就是对应的具体化人生追求。 “修齐治平” 的思维过程是通过自省， 使自己在做人做事做到真诚成熟干练， 并努力断恶修善， 使自己的修养和智慧得于增长， 进而经营好的家庭。 家庭是国家的缩影， 能够经营好家庭， 在为国家服务时， 就有治理好国家的能力基础。一个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 那么他也应该能让世界和谐， 天下太平。

谭邦村谭乔彻的社会功绩在于他帮助国家平乱， 恢复了当地秩序， 并把自己所做的一切视为臣民责任， 坦然放弃奖赏， 回到故土并继续为家乡稳定做贡献。 这种对国家的奉献， 对职守的敬业， 对乡梓的回馈， 当然还有对君父的忠诚， 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 “忠” 和 “义” 的基本体现， 一直是中国人最高的价值信仰， 是人生取舍的衡量方向。

一个对国家忠诚， 对社会对乡梓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中国人总是习惯以国史、 府 （州） 志、 县志或者族谱一类的方志来记录他、 颂扬他， 或者立碑、建祠、 塑像、 命名， 在民间甚至封之为当地城隍社官土地爷， 来让他青史留名， 千百年后与人民同在， 而不会让英雄或乡贤籍籍无名， 沦为烟尘， 这是中国传统的人物史观。 谭乔彻生前功绩与留下的这座城， 是人们对他的奉献精神的另一种记忆方式， 他的 “忠” 和 “义”， 就凝固在解甲之后， 他坚守在大山深处这座麻条石筑就的小城内， 安坐在阔深如 “白虎节堂” 的大屋中，让后来人在谭邦城长满陌陌青草的街巷间行走时， 想到了一介平民对国家的忠义、 对社会的担当、 对乡邻的携助。

作为谭乔彻的嫡传后裔， 女性谭开姑展现的是家国情怀的另一半， 即对家的 “节” 和 “孝”。 从谭开姑往事来看， 她对未婚夫的守望， 就是古代社会女性最推崇的 “节”， 代表的是一种承诺、 一种情义、 一种精神取向。 谭开姑在守节中尽孝， 几十年如一日， 尽心侍母， 回哺娘亲， 赢得了族人的敬重，体现出了中国最永恒的价值观———“孝”。 她 “节” “孝” 双全， 坚守与顺从并重， 正是一个族群、 一个村落、 一个家庭的要大力弘扬的道德风气， 活着就是一面旗帜， 逝后更应竖立一座碑坊， 为族风家风的形成与维系提供了一根高高的标杆。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也有恒古不变的价值因子， 两者交相重合交融， 丰富派生， 反映出时代特色和文化传承。 在中国传统民众的家里，向来有 “一等人忠臣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田” 这样的追求， 耕读传家成了许多家庭门楣上的题额， 读书可明大义、 出人才、 育书风， 耕田可避饥寒、 健体魄、 育后裔， 两者进可入仕， 出将入相、 光宗耀祖； 退可守本， 延生子息，传承香火。 谭邦前后祖 （玄） 孙两个名人， 忠臣节妇孝女都有了， 从军读书耕田也有了， 正是谭氏族人追求的 “忠孝节义” 最高境界的 “一等人家”， 这种人物、 事迹、 建筑与史迹遗存， 给谭邦人带来了无尽的门庭荣耀与自豪满足， 进而在内心精神与血缘特质上衍生出来的充沛与丰盈， 是任何金山银山所无法企及和达到的， 这就是在价值信仰和道德文化大视野中， “忠孝谭邦”的真正意义！

八、 文化断垣

历史的车轮总是往前的， 在车轮下面， 有的零落成泥碾作尘， 有的倔然挺立胜从前。 五千年的中华史， 就是无数的英雄好汉起起落落， 无数的雄构豪宅毁毁建建。

谭邦城建成非一日之事， 诸多带有鲜明客家特色的官衙、 祠堂、 民宅、义仓、 牌坊、 书屋等建筑， 是一砖一瓦， 一檐一柱的搭起来的， 据说这是集中了九九八十一个南康老木匠、 老石匠师傅才搭建成功的。 想像城池正堂落成之时， 定是城垛耸翠， 上出重霄， 新屋栉比， 池塘鳞次； 城庆之日当是华灯高悬， 宾朋满座， 胜友如云， 一派人丁兴盛气象。 每每逢年过节， 或是春秋祭祀时节， 外出的游子回家了， 外嫁的客女省亲了， 鞭炮声声， 唢呐长长，老人笑开颜， 稚童讨吉祥， 一个坚硬的城堡顿时软了， 一座严肃的村池活了，此时的谭邦， 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客家山村， 一个谭氏族人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归地。

历史风尘弥漫， 朝夕散尽繁华。
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 城镇化浪潮不可遏制地冲击着这个偏僻的山村，岁月是条革故荡新的河， 农村的衰败与落寞不可避免。 青少年外出求学， 青壮年打工创业， 谭邦城门口的石凳上， 只剩晒太阳拉闲话的老者稚童， 整个城堡静静的只有牛叫鸡鸣。 村巷中， 疯长的蒿草已淹没了麻石墙基， 顶梁空阔的祠堂里， 寂寥得只充满了筑巢鸟雀的聒噪， 一溜青苔， 茵茵地铺满了已没有了青砖的地面。 山川依旧， 城池渐老， 繁华散尽， 人去楼空， 路边巷尾的断垣残院， 枝叶背后不时闪露的精美砖雕纹饰， 却依然默默向后来人诉说着谭邦曾经的繁华， 也许那个魔芋高长的后宅院， 就是谭开姑们少女时嬉戏的绣楼， 她们一边跟着奶奶母亲做女红， 一边听着延贤书屋那边传来的书声，闺房的心儿也飘到了云天之外。 果真是 “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其实谭邦庭院的衰败不仅仅在于今天， 更在于那场举国遭逢的文化浩劫。据村里老人讲，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 谭邦还牌坊高高， 庭院深深， 巷道幽幽， 四门雄据， 谭邦城还是一座城池。 屋角檐下的 “牛鬼蛇神” 还在，墙头壁上的精美砖雕犹存， 谭邦村还是一个矗立着众多历史建筑的明清村落。可惜后来， 针对传统文化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 老祖宗留下的一切都成了现代 “堂吉诃德们” 眼里的风车， 成了自己树立的敌人。

怀着破旧立新狂想的人们， 极端睥睨老顽固们留下来的东西， 城墙留下来有什么用？ 厚大的城砖， 拆下来修水库； 牌坊是禁箍妇女自由恋爱追求幸福的封建思想遗毒， 砸掉它， 让新一代妇女得到人性大解放； 祠堂改作了大队仓库， 书屋里传出的不再是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而是激昂的语录声； 城门驶不进拖拉机， 拆掉墙洞铺马路。 如今在村里， 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一个雕刻于 200 年前的精美石雕， 烧制于康熙年间的青砖砌成了鸡窝， 残断的明朝廊柱横摆在菜园中， 残留的民国月形门下生长着茂盛的秋葵。 就这样， 一个带着鲜明特色的明清古村落， 被毁得面目全非、残缺零碎， 数代人的乡愁与记忆， 化成了梦中的文明碎片、 遥远家园。谭邦城的直接毁坏起于那个荒唐的年代。 但在今天， 依然不止， 不过毁坏呈现的是另一种方式———建， 毫无秩序毫无文化内涵的建。

村民有钱了， 首先想到的就是盖房子， 似乎唯有华堂新屋， 才能荣耀门庭、 争光宗族。 当年取得功名之后的谭乔彻是如此， 当下的谭氏子弟也依然如此， 此等情结历经数百年而不改。 但是当年谭邦村的建造比现在盖房更有组织性、 科学性， 先人们讲究礼法尊卑， 讲究风水格局， 讲究天人合一， 对整个村落的生活起居、 饮食种植、 教育祭祀布局， 有着很强的系统规划与功能区分， 甚至还有体现地域特色和传统审美的建筑外观设计。 而现在盖房子，是摊大饼式的盖， 谁家有钱了， 村乡一批准， 就圈地占水， 拆老建新， 谭邦的村落格局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 【注】。 比如一进南城门的池塘边上， 原来矗立的是两栋青砖民宅， 无论建筑风格还是外在色调， 均与旁边的祠堂、 义仓和五神庙是相协调的， 汇成了 “青砖乌瓦碧池塘， 祠堂庙宇和民房” 格局，显得错落有致， 风景宜人。 而就在笔者探访谭邦的 2014 年， 居住该处两家村民拆掉了旧屋， 在原址上各修筑一幢非常洋式的别墅楼房， 而且为了追求时尚， 他们居然还在门庭处树立了两根罗马柱。 罗马柱代表着什么， 是希腊文化的典型象征， 代表着纯粹的西方文明， 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是格格不入的。 这两幢别墅占据了谭邦好位置， 但极大地破坏了谭邦风格与布局， 整个村景受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而这样令人惋惜和遗憾的建设依然还在进行， 谭邦的西半部村落数处楼房还在施工， 水泥钢筋将承载了几百年的青砖挤到一边， 脚手架张牙舞爪地伸向空中， 在别墅外墙瓷砖映衬的夕阳下， 东半村的老房子， 显得更加破败与不堪。 相关部门再不干预， 建楼还不停止， 古老的谭邦不会再是谭邦， 雄奇的谭邦只会成为一个传说。

【注】 因为乡村士绅结构的彻底破坏， 宗族管理的权威性与号召力越来越小， 村民的农民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底线丧失、 敬畏缺乏， 更主要的是文化素养的缺失， 利用盖房抢占公共用地的事件越来越多。

九、 古村重生

2014 年 8 月， 江西省公布了第五批 32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其中南康谭邦村榜上有名。 相关报道称， 谭邦村依然保持着较为完整的空间格局、古建筑群和历史环境， 真实记录了传统建筑风貌、 优秀建筑艺术、 传统民俗民风和原始空间形态， 成为江西省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城市扩张呈现加速度态势， 由于 GDP 对土地财政的极端需求， 在追求快速发展、 获取短期政绩的冲动下， 土地上的一切都成为建设房地产和工业区必须推掉的障碍。 在这种态势下， 中国历史建筑遗存受到数千年未有之生存挑战， 从北京城到谭邦城， 从四合院到石库门， 从名人故居到客家围屋， 势若危卵， 岌岌可危。 于是， 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历史色彩斑驳迷离的老宅与村落不堪一击， 在四起的烟尘中轰然倒塌。 在我们身边， 不断有百年老桥、 民国故居等老建筑在历史学者和民间人士孤单的惋叹声中， 化作一片砖木废墟， 文物保护单位没有什么一票否决权。 旧城改造， 已经毁掉了我们的无数古城， 征地拆迁， 使无数承载历史的城市边村消失于无形。 历史学家侯杰说过， 对历史建筑的野蛮拆迁， 是对文化的亵渎，也是一种 “文化自杀”。 在美国， 对有一百年以上的建筑， 不管是公家的还有私人的， 都视为历史建筑， 如果需要拆迁， 必须经过文化部门认证和议会批准， 而不能随意拆迁改造。 然而我们有的决策者， 因为对商业价值的追求，又缺乏对传统文化基本的尊重与敬畏， 对历史遗存弃如敝履， 对传统文化漠然视之，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与惋惜的。

所幸的是， 近些年来， 随着旅游文化和传统国学的兴起， 国人对古村落古民居的审视与理解越来越深刻。 作为民族血脉的传承范本， 古村落古民居是具有生生不息历史承载的活化石。 留存了中国传统乡村， 就记住了中国人的乡愁； 留下了中国特色民居， 就留住了千年的农耕文明； 还原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就传承了有形有质、 活色生香的中华道统。

作为活生生的历史文化遗存， 古村落比古墓群的保护要更难一些， 因为它面临的不仅是直接的挖掘与朽坏， 更多的是以改善生活环境的名义， 进行彻底的改造与拆除。 现实中， 保护与居住委实是对矛盾， 祖房旧了， 或朽，或倾， 或遭来白蚁， 只要还有人住， 就要去修缮或者改建。 但要做到修旧如旧， 传统工艺、 民间匠人难于找到， 同类木料就也难筹集， 资金就是更大的难题。 在多数屋主看来， 修个旧房子， 还不如另起一幢钢筋水泥的洋楼来得快， 如果不是政府出资， 谁会去修葺。 而对于政府而言， 不是列入文保项目或者名单的民居， 或者列入了但在短期内无法通过市场开发取得效益的， 又哪来的下拨资金资助修复呢？ 难题不仅在谭邦村出现， 在古村大省的江西处处可见， 并且在如同江西一样的许多欠发达省份， 其古村落都存在同样的保护之困。 不是有报道吗， 有的浙江富商将徽派民居整幢买走， 原样搬走， 异地重建。 但这种重建形成的是一种 “僵尸民居”， 没有原住民居住， 老房失去了灵魂， 民居只是躯壳， 断难再现徽派建筑之韵， 这不是真正的保护。

对于保护， 很多人第一反映就是搞旅游开发， 在城门前横个杆， 卖票入城， 收钱养城， 才能够实施保护。 通过旅游开发实施保护， 也没有错， 但这种理念是初级而单薄的。 以吸引人气赚取钞票为目的， 简单进行策划包装后就投入运行， 或者商业化过度运作， 引进许多与景区文化内涵格格不入的旅游项目， 对村落进行夸大宣传， 提早消费古村资源， 这都是保护性破坏！

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是立足于系统而整体、 坚持 “活体样本式” 的保护，才是最顶端而科学的保护。 具体而言， 就是要寻找和发掘谭邦城的文化内涵，从谭邦城的起源、 建设和历史中， 整理谭邦名人故事、 传说， 依附谭邦建筑而派生的掌故、 往事， 以谭邦为代表的当地民俗风情、 语言饮食、 民间文化等等， 以谭邦城寨为核心载体， 进行立体式的文化重塑和艺术包装， 坚持谭邦的原住民、 历史事、 老旧物、 传统态同时保存， 体现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最终以明代城堡、 客家村寨的定位， 呈现在旅游者、 研究者和关注者面前，这才应是谭邦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

注： 此文参考过嘉靖 34 年、 乾隆 18 年、 1990 年版 《南康县志》， 1984年 《南康县地名志》， 《南康木匠客家文化》， 和其他介绍南康谭邦村的文章，对相关编著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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