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从远古时代“不敢呼名以示尊敬”的民间习俗演变而形成的，往往是出于对尊者长者的尊敬，自动地避免直呼其名。后来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要求臣下在一切场合对自己及祖先的名字表示敬避，并严厉惩罚敢于冒犯的人，以显示统治者的权威，避讳也渐渐形成为一种制度，并被奉为皇家天威的象征，稍有冒犯，就要遭到不测之祸。
春秋时期，社会上已有了“敬畏避名”的制度规定。相传帝少吴设立司空的官职，专管天下水利土木工程建设，他的后裔代代相承，久之便产生了“司空”一姓。但到了春秋时，因宋武公名“司空”，就改此姓为“司城”，以避免提到武公的名字。秦末，项羽率领大军灭了秦朝，自称“西楚霸王”，一度拥有广大的统治区域。他名籍，于是，在他的统治区域，“籍”姓民众都要改为“席”姓，以免冒犯了他的虎威。
从汉朝开始，才真正实行严格的避讳制度，在西汉最初的几代皇帝中，有因避名讳而改变自然名称的例子，如汉文帝名恒，于是将恒山改为常山，但未见强迫别人改姓换名的记载。西汉中期以后，避讳制度逐渐确立。东汉余姚人严光（一名遵，字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是少年时代的同学，他本姓庄，因避刘秀儿子刘庄（明帝）之讳而改姓严。直到今天人们还是称他为严子陵，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名闻遐迩的大名士本来是叫庄子陵的。当时社会上还一度将已死去数百年的庄子也改称为“严子”，直到汉朝覆亡后的魏晋时代，“严”姓才得以恢复为“庄”姓，但也有一部分家族因为沿用“严”姓已久，不愿改回为“庄”姓，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严”、“庄”两姓。殷商时称盲人乐官为师，后来形成师姓，多为音乐世家。商代时有师延，春秋时晋有师旷，鲁有师乙，卫有师涓，郑有师悝、师融、师茷、师慧等。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尊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晋景帝，传令天下不准姓师，于是全国各地的师姓被迫改为帅姓，直至晋亡后，才有部分家族重又改回师姓，从此社会上也形成了“师”、“帅”两姓。
严光像，图出自明·天然撰《历代古人像赞》。严光，字子陵，是汉光武帝刘秀的老同学。本姓庄，因避汉明帝刘庄讳而改姓严。
自东汉以后，渐渐连相近的字音也要避开，不准使用，避讳也进而延伸到人们读到的书籍中，即使死去的名人也要改名换姓。汉宣帝名询，“询”与“荀”相近，于是将“荀”姓改为“孙”姓，使战国著名思想家荀子变成了“孙卿”。东晋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就将出塞和亲的王昭君改称为王明君。直到北宋时王安石的诗中，还沿袭这种说法，称王昭君为“明妃”。唐代人为避高祖李渊讳，将陶渊明改为陶泉明。唐玄宗名隆基，因为“基”与“姬”读音相同，就下令全国改“姬”姓为周姓，使得当时人提及文武周公的姓氏时不得不噤若寒蝉。而唐宪宗名纯，于是秦汉时代很有名气的“淳于”姓就被改为“于”姓，原姓从此消失。
蛮横的“避讳”制度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专制权威的体现，统治者用这种办法，强迫大众对于他们的姓氏表示避敬，以维护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这一制度又是封建社会礼仪制度的核心，它被历代统治集团用来维护封建的等级关系和尊卑秩序。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但皇帝避讳，社会上一般的士大夫阶层也流行“避讳”的习俗。唐代诗人杜甫的母亲名叫海棠，杜甫一生写诗中就从来不咏海棠。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每次为别人的书做序时，都有意将“序”字改为“引”字。李贺因为父亲名晋肃，被迫终身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失去进仕的机会。五代时宰相冯道听见有名叫李导的人求见，误听“导”为“道”，立即恼怒地将来人赶了出去。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如果要拜访友人或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时，往往要先详细查清对方的父祖名讳和家族避讳的情况，以免无意中触犯对方的忌讳，招致不快或得罪对方。据《唐语林》载：诗人杜甫应邀到四川当严武的幕僚，严武的父亲名叫严挺之，一次宴会上酒酣耳热，杜甫无意脱口说出“不谓严挺之乃有此儿。”严武当场翻脸，威吓说：“杜审言（杜甫祖父）孙子捋虎须耶？”
李贺像，图选自清·上官周绘《晚笑堂画传》。李贺字长吉，唐代著名诗人，因父名“晋肃”之“晋”与“进士”之“进”同音，“肃”与“士”音近，李贺便以有讳父名而被人议论攻击，不得参加进士考试。
这种避讳制度，尤其是蛮不讲理的皇帝“避讳”，使得一些姓氏的正常发展被迫中断或改变方向，造成了部分姓氏的混乱，也给后人的姓氏溯源增加了困难。同时，由于统治者为了“避讳”而不负责任地删改古籍，随意变更古人姓名，不但给当时的文化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且不利于后人研究历史。对于今人来说，历史上的“避讳”现象所留下的唯一益处，是我们今天可以根据古书中的避讳改字情况，来分析判断古书的年代、作者等情况，以确定古书的版本。但这恰恰也是当初施行“避讳”制度的统治者所始料而未及的。
与统治阶级强行实行的“避讳”制度相反而又相映的，是获罪罹祸的臣下及其他受到统治阶级迫害的人被迫“避祸改姓”。这种现象自远古时代就已出现。相传皋陶的后裔理征，因公正执法得罪纣王被处死，其妻携子利贞逃往伊后之墟，途中在李树干休息，摘李子充饥赖以活命，因此改姓为李。另一位著名的传说人物共工，在部落战败而覆亡后，子孙分散四方，纷纷改姓以避害，到秦汉时，已分成了洪、龚等数姓。商朝末年，纣王杀九侯，其后人避居各地，不少人改为仇姓，并世代流传下来。战国后期，燕国人田光帮助燕太子丹策划了荆轲刺秦王的事件，事情败露后，他的后人为了逃避秦政权的迫害，不得不改为姓光。此类事例史不绝书，只是先秦时代人们的姓氏本来就处于多变和不稳定的状态中，立新氏、改旧氏，因时因地而变的情况很多，姓氏的变更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秦汉以后，家族的姓氏逐渐稳定下来，不再数代一变，改姓就成了一件弃祖庙、失根本的大事情。然而封建社会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一人有罪诛连九族，一代受害几代翻不了身。这种残酷的政策，迫使一些遭遇政治灾难的家族后裔，不得不改名换姓，以求保全。有的是一人改，有的是一家改，有的是整个同姓的宗族都改。西汉初年，韩信被吕后杀害，传说萧何暗中吩咐蒯彻把韩信的儿子送往南粤，改姓韦（取韩字一半），至今广西韦姓的人，往往自称是韩信的后裔。而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后裔，害怕因《史记》惹祸，全族聚议将司马两字拆开，添笔改字，一部分改姓“同”，一部分改姓“冯”。据说至今陕西韩城司马迁的原籍还有“同”“冯”两姓聚族而居的村落。汉元帝时，音乐家京房获罪被捕，死于狱中，他的后代为了逃避迫害，躲避起来，从此改姓为经。宣帝时平通侯杨恽获罪被腰斩，他的子孙隐居山林，以父名恽作为姓。汉灵帝时，安定太守杞匡因事得罪了董卓，害怕受到迫害，挂冠而逃，并改姓名为抱匡，此后世世相沿，便形成了抱姓。
到了明清两代，封建的专制迫害未见收敛，反而越来越惨烈。社会文人儒子罹祸受害，被迫改名换姓的人数之多，超过了以前的各朝各代。明初著名文学家方孝孺，在“靖难之变”后，因拒绝为燕王朱棣起草称帝诏书，被磔于市，并诛十族，死者达八千七百余人。幸得刑部尚书魏泽在“录方孝孺家时，藏其幼子，以故方氏有遗胤”。但他的幼子及族中其他侥幸生存者不敢姓方，或改姓施（拆开为“方人也”）．或改姓“六”（字形像方），一直到明朝灭亡之后，其中有些人才得以改回方姓。清朝雍正、乾隆两代大兴文字狱，罹害灭族、子孙改姓的例子不胜枚举。
方孝孺像，图出自清·顾沅《古圣贤像传略》。方孝孺，明建文时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后世称正学先生。建文四年（1402年）永乐即位，因拒不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而被灭以“十族”。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造成一批人的改姓，有的是原来的王室成员，有的是先朝的重臣世家。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在四百多年的两汉历史中鲜见赢姓出现，大部分的王室子孙都乘秦汉之际的姓氏动荡时节改换了姓氏。唐代末期战乱不休，李氏家族四散逃亡，改姓避祸。至今皖南绩溪、黟县不少胡姓家族供奉着李氏的先祖排位，自称是唐昭宗的后裔。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旨为宋末改姓的赵氏后裔恢复原姓。没想到数百年后，清朝康熙皇帝又为他的子孙恢复原姓，我们所熟悉的著名画家石涛、八大山人，就都是明末改名换姓的朱姓宗室。1911年清朝灭亡以后，居留在中原各地的满族人又大量改为汉姓，以至于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从一个人的姓来辨别他是汉族人还是满族人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意祖系血脉、强调家族传统的民族，改变姓氏在中国人看来，有如背祖弃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可是在封建统治者的淫威之下，为了避免家族覆灭的命运，每一时代都有不少家族改姓，数代之后，时移世迁，被迫改变姓氏的家族已经很难再改回原来的姓氏了。
（*文章来源：摘编自《中华姓氏》，郑宏峰、张红编著，线装书局。 陈汀州录）
